图为Bloom和女儿,拍摄于洛杉矶的家中。
我感觉2020年就像是一部闹剧的初稿,内容荒诞到我都不相信的那种,就是那种走向夸张明显,而且有着“经典到不行”的故事情节的道德剧。(笑)首先,我女儿是三月出生的,跟新冠疫情爆发差不多同一时间。孩子刚出生就确诊了一种疾病,会影响呼吸系统。由于肺部有积水,医生立即给她上了呼吸机。剧情够经典吧。还有更经典的:同一晚我才知道,我的好友Adam Schlesinger(音乐制作人、艾美奖获得者)因确诊新冠肺炎,也在纽约一家医院里接受治疗,也上了呼吸机。而在那之前,我连他得了新冠都不知道。一周后,他去世了。我在为迎接新生命而欣喜的同时,也为他的离去而感到无比悲痛。当然,按照那部夸张的初稿,这种剧情也不是预料不到的。
之前,Adam跟我正合作为百老汇音乐剧《天才保姆》(The Nanny)撰写剧本。我们原本的计划是,我休完产假之后就进行现场演出。如今所有计划都被打乱了。不仅是对我而言,对百老汇也同样如此,至少得到明年秋天一切才能恢复正常。此外,我家住洛杉矶,有一阵子空气中一直弥漫着从森林大火那边飘过来的浓烟,可怕极了。那种魔幻场景,又为2020这部大片增加了非必要的戏剧冲突。后来,女大法官金斯伯格逝世的那天,我所在的地方发生了地震。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是我迄今为止感受到的最强烈的地震之一。更惨的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当时还在施工,有一半空间无法使用。“经典剧情”又来了,此时此刻的我仿佛还能感受到脚下房子的地基正在晃动。
除了这些以外,我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先生(演员、作家兼制片人Dan Gregor)和我至少还有工作;我们的房子既有室内空间,又有室外空间,很多人——尤其是我在纽约的朋友们,对此艳羡不已;我们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因此全年依旧都可以外出。在这个阶段生孩子,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世界上所有其他人也生了孩子一样,因为大家都在讲“哎,这疫情意味着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哪儿都去不了”——这可不就是带娃的日常吗?对于我们来说,在疫情爆发时期生娃,就仿佛无缝衔接一样,因为绝对不存在什么错失恐惧症心理(*FOMO,也称社群恐慌症等,指总会感到别人在自己不在时经历了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图为Bloom和女儿,拍摄于洛杉矶的家中。
关键是,我的女儿,她根本不在乎这疫情—她过得可开心了。她习惯了见到的人都戴着口罩。她不知道,她看到的那些站在两米社交距离之外的人,按理是会来抱她的。这样很好。她的出现让我稍稍忘却了生活中的所有琐事,帮到了我很多。
有意思的是,我怀孕期间创作的书籍《I Want to Be Where the Normal People Are》(暂译名《我也想当个普通人》)现已问世。某种意义上说,我一直都清楚书的内容将围绕我人生的第一阶段展开,只是没料到会到达这么深的程度。不过,即便我花了大量笔墨描述了我的心理健康和缺失感问题,我仍希望人们在读了我的文字后能开怀大笑,并暂时放下生活中的烦扰。有人可能会说我分享的内容太过细节了,但“脆弱”和“真诚”就是我最好的艺术创作源泉。我认为,分享不好的经历反而可以减少它们对我们的伤害,并让我们变得豁达,对生死以及一切荒谬之事一笑而过。这一年,我的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要问我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如果有可靠的疫苗就再好不过了。我还希望一年之后,我的女儿可以去参加派对,结识一些同龄人。届时的派对,肯定是欢乐爆棚的活动。那种感觉会像是冬眠了一年半之后,带着一个娃出门,跟别人说:“看看我在疫情期间干了什么?我生了个小家伙出来。”这作为电影的最后一幕应该不错吧。
Bloom的新书《I Want to Be Where the Normal People Are》现已在美国出版发售(Grand Central Publishing出版)。
采访/Rachel Bloom 责任编辑/叶超 William Y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