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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还在讨论穿衣自由?

去年演员热依扎在机场穿着吊带背心的路透图无心插柳促成“穿衣自由”这个话题的热议,直到今天这个关于女性权利的议题依旧不减热度。

“穿衣自由”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提起它就想到女性的裸露?为什么热依扎的装扮在十几年前已经广泛出现而在今天却变成异类?国外女性现在已经拥有“穿衣自由”了吗?而为什么“穿衣自由”的表象之外,“女权”这个词在中国已经成了不可直说的禁忌,以至于女权主义者们也不乐于在自己身上贴上“女权”的标签。这些都是我们亟待辨明的话题。


在本专题中,两个分别生活在中国和法国的年轻女性和我们聊了聊“穿衣自由”对于她们生活的真切影响。无论你正在因为“穿衣自由”受限而感到窒息,还是觉得自己穿衣足够“自由”而不解于为什么这个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以至于你对于“穿衣自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抱有无限怀疑,你都能够在她们的分享中得到启发。


示威者在旧金山百货公司外的反胸罩抗议活动中摘下了胸罩,1969年8月1日。

示威者在旧金山百货公司外的反胸罩抗议活动中摘下了胸罩,1969年8月1日。


穿衣自由背后,女性是否有“不美”的权利?

撰文/Eve Liu


近几年关于“穿衣自由”的爆款文章不胜枚举,各年龄层的女性也都纷纷通过表达对这一行动的支持,身体力行地树立了新的标杆。对“穿衣自由”的渴望,归根结底来自对平权社会的渴望,作为女权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衣食住行”基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所赋予服装的内涵,远比“美”或“丑”的二元判断来得复杂多元。


但在审视“穿衣自由”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前,有必要把“穿衣自由”中“自由”的部分稍作拆解,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所缺失的自由未必可以一概而论。当我们在谈论“穿衣自由”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与家庭教育也相对地让我享受到了社会改革后所谓“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成果。一方面,我从骨子里认定男女平等这件事,也未遭遇到需要声嘶力竭高呼或想法设法争取“自由”“平等”的不公对待。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温和的环境,令我时常过于懒散而不去思考关于实现男女平等的迫切,甚至很多时候无法意识到自己其实就身处于不平等的社会中。我的确不太尝试露脐、超短热裤以及颜色过于鲜艳的搭配,基本都敬谢不敏,可能是对身材不自信,也因为不想走在路上因为服装引人侧目。来法国之后,的确多多少少地开始不去在意他人的眼光,夏天和姑娘们一起换上吊带,bra or no bra,并没有多少人在意。看起来,有关“穿衣自由”,西方国家的宽容度的确高了不少。也许走在大街上,行色匆匆没有人会在意你的衣服是否过于特立独行,但这份宽容也仅仅限于“谁都不认识谁”的场合。去昂贵的餐厅,去歌剧院等等这些需要fancy的场所时,即便嘴上不说,大家都习惯性地上下打量女伴这身衣服的来头,dress code虽然不是为女性定制,但又有多少人去在意百年不大变的男士套装呢?


在国内,说起“穿衣自由”,我们好像第一时间会想到城市年轻女孩儿们为了夏天露出苦练几个月的马甲线,穿上性感又健康的吊带和热裤。可现实是,“穿衣不自由”发生在所有女性身上:身材不够fit的女孩儿们连穿紧身衣都要思前想后,姑娘们去面试也不得不把容易崴脚的高跟鞋穿上,至于妈妈们,也许明明看见颜色鲜艳又好看的衣服跃跃欲试,却还是因为要保持“庄重”不得不换上永不过时的淑女套装。而这些,才是真正的穿衣不自由:我们不能够穿我所想,因为我们的自我价值有很大一部分仰赖于对整体外貌的评价。


所谓衣着得体,而究竟什么是“得体”,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与那些拿北京大爷的“比基尼自由”来和“穿衣自由”作比较的言论共感的原因。与其说是谈“穿衣自由”,不如说是谈对女性的个人价值评判。社会真的限制我们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吗?其实并没有。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份自由被剥夺了呢?因为它剥夺了我们对自我价值定义的多元化。网络论坛上讨伐北京大爷夏天掀起的衣服、程序员一年四季的格子衬衫,男朋友衣品太差从不好好拾掇自己,这样的吐槽并不少见。可这些改变了什么?北京大爷们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调侃而审视自己的啤酒肚,程序员也继续穿着拖鞋在格子间自得其乐,而你的男朋友仍然自我感觉良好。换句话说,社会对男性衣着的评价,很少能真正地影响他们的选择。他们不在乎,他们不想在乎,归根结底因为他们可以不在乎。而这套标准并不适用于女性。“长期以来,对于外表的规训,不管是传统男权的(所谓男才女貌,女为悦己者容),还是消费主义的(买口红云云),女性都是‘凝视’(gaze)的对象,女性需要将外表的价值内化。”大家每时每刻审视着自己的衣着,焦虑着自己不完美的外在,在自我内化外表价值的同时,甚至还在“互相内化”,对其他女性的衣着评头论足。爱美不是女人才有的天性,却仿佛变成了只有女人才需要在乎的事情。


妨碍平等自由的社会文化以及隐形的权力结构如果不能改变,那关于女性衣着甚嚣尘上的评价与诋毁(荡妇羞辱)就都不会停止。建立自信固然重要,但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靠个人化的自我激励,从我做起,建立自信是好的起点,但社会问题最终需要集体意识的觉醒。如果社会对女性的自我价值定义可以更加多元,那么穿衣自由就会变成“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的自信当然可以来源于身上这件剪裁精致的新季时装,但它更多的来自我们对身处的工作岗位,对自身的丰富阅历以及对身体本身的尊重与满足。而那时候,与“穿衣自由”相对应的“对衣着评论的自由”对女性来说也将不再那么重要了。无论性别,社会赋予我们的价值标准都或多或少地有失偏颇,当女性在声讨“穿衣自由”的同时,男性其实也同样被金钱、职业等等框架下的社会规训所审视。男权社会中,我们默认所有男性都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但在“穿衣自由”问题上,划分性别建立阵营并无益于最终目标的实现。团结女性的前提下,或许也应该试着让男性加入其中,将这份同理心更扩展一些,我们想要实现“穿衣自由”,那么就应该鼓励所有人为女性权利奋斗。正如Bell Hooks所说,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穿衣自由的讨论中,我们的口号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着装的自由选择,更应该努力改变集体与个人对社会规训下女性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定义:我们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并且我们无论身穿何种类型、价位的服饰,都可以感觉良好。我们赋予身体的自信,希望你也可以尊重并欣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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