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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底的上海，似乎和冰天雪地的景象没什么关系，也不会觉得和冰上运动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但在抵达飞扬冰上运动中心的那个时刻，心中一股热浪和激动油然而生。
杨扬作为中国冬奥首金的获得者，除了在自己的运动员生涯里为祖国赢得成绩与荣誉之外，她退役后还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了多项要职，特别是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副主席、国际滑联理事等关键岗位上，不仅展现了中国体育人的专业能力，同时体现了女性也能在国际体育管理体系中担任重要角色、起到重要作用。
杨扬亲历其中，打破性别壁垒，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递性别平等的理念，并积极推动性别平等相关议题。她的职业生涯可以说为运动员成功转型示范了一个很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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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幕式，杨扬手执五星红旗走在中国代表团队伍最前面。那面旗帜在头顶展开，她清楚那是自己最后一届冬奥会。四年前，她在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上为中国拿到了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外界记住的是“突破零的时刻”，而她记住的，是自己必须再确认一次——在冰面上，她还能到哪一步。
在她自己的记忆里，“零”远早于冬奥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佳木斯，天亮之前的清晨，她在临时的室外冰场上训练。四周没有灯光，只有一盏固定在冰场一角的灯。她绕着跑道改造出的冰道滑行，身体常常消失在黑暗里，只能凭冰刀下微微的震动找回方向。教练站在灯下，秒表贴在掌心。那是训练，也是她第一次理解：没有人鼓掌的时候，事情一样要做完。
很多年后，她在瑞士洛桑或中国北京的会议室里，才逐渐意识到那段体验的意义。那是一种在缺乏回馈的环境中，依然把事情推进到终点的方式。没有宏大的口号，也没有关于“荣誉”的定义，只是一次次把动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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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冠之后，似乎一条理所当然的道路摆在她面前：退役、上学、转换岗位，进入一个相对稳妥的系统。而她到美国留学一年之后，正处于新老交替周期节点的国家队向杨扬发出了邀请，希望她可以承上启下再战奥运，那份被需要的幸福感让她毫不犹豫地决定复出。那时，她的跟腱已经有了不可逆的损伤，队医不断提醒她有风险。她听完建议，第二天却照常出现在冰场上。都灵冬奥会上，她拿到了一枚铜牌。她知道，那是她与冰面之间的最后一次完美的配合。然后，她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了。
都灵冬奥会，是她的最后一届冬奥会，赛前她想如果能成为开幕式的执旗手，该有多圆满。有了想法，她就开始行动，但当她翻看往届中国代表团执旗手的名单时，心凉了半截，因为她发现此前所有夏季奥运会、冬奥会、亚运会等大型赛事，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执旗手都是男性......但同时，她在脑海里也问了一句“凭什么？”。之后她向代表团主动提出，希望参加开幕式，并表达了承担执旗手的愿望。有人提醒她要保存体力准备后面的比赛，也有人说旗杆太重。她只回应了一句话：“我可以！”
退役之后，她的重心转向洛桑。国际奥委会的会议室里，她从“执行规定动作的运动员”变成了参与讨论和决策的一员。这段工作经历，也让她开始意识到，公平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需要耐心维护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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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她成了清晨机场的常客。常常在国内工作结束后赶最晚一班航班，凌晨落地欧洲，转机到日内瓦，再直接进入会议。她在繁忙会议的间隙还要料理兼顾家庭琐事。洛桑的阳光很好，日内瓦湖对岸就是著名的依云小镇，乘船过去只要二十分钟，但在国际奥委会就职的整整八年，她从未踏上过那条船。
2011年，她在北京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成立了“冠军基金”。没有仪式，没有媒体。彼时她并未完全解决资金与团队问题，只是看到一种现实：在金牌与掌声之后，很多退役运动员面对的是不确定的未来。她听过太多“如果当年再坚持一点”的叹息，却更清楚，问题往往不在于运动员个体的“坚持”，而在于没有人帮他们设计下一条跑道。
她知道，这是一次艰难的自我重组，需要激励运动员继续勇往直前。“虽然我们因为训练，缺失了文化课的学习，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运动员生涯和运动场教会我们的不止是奖牌和成绩，更有制定目标、规划训练、制定战术、总结归纳、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还有团队协作、遵守规则、敢于担当、追求卓越的素质。我始终坚信运动员精神可以转化为新的能力，这也是我们运动员在职场上最独特的竞争力。技能是可以通过学习去提升的，最主要的是，协助这些运动员结合自身的情况，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下半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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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做下来，中间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与困难，但对杨扬来说，困难来了就是成长的机会来了，迎难而上，是运动员本能反应。“我一直坚定地认为，这件事是应该做的、是正确的决定，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磨砺，越过去，就能接近目标。”这些年“冠军基金”培训了近万名运动员，一对一的辅导人数超过500人，并帮助近百名运动员找到实习和就业岗位。近些年又带领运动员走进学校和社区，开展冠军大讲堂、冠军体育课，激励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更了解体育并参与其中，成为更健康更强大的自己。她不常在公开场合提这些数字，只在偶尔回望时承认，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领奖台——没有国旗，没有掌声，但有人的生活重新恢复了方向。
近两年，作为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杨扬先后走进了位于肯尼亚的难民营及位于埃塞俄比亚与苏丹交界处的班巴西难民营。那是一片被时间遗忘的焦土，有些难民营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二代、三代难民都在那里出生，他们没有受教育权，没有医疗权，甚至没有作为一个“人”的生存权。在肯尼亚的卡库马难民营，杨扬看到了一支女子足球队，那些女孩在尘土飞扬的空地上奔跑。营地里76%是妇女和儿童，在这个极度压抑的环境里，运动成了她们难得的能发出声音、被外界“看见”的方式。
在巴西难民营，她看了一场难民队与当地社区队的决赛。终场哨响时，一位难民走到她身边，看着欢呼的人群对她说：“这场足球赛让我们的生活 back to normal（回到了正常）。”这句话让杨扬在烈日下站着沉思了很久。她突然明白，体育在这里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荣耀和竞技，它是一种秩序的重建。在那个不可控的、动荡的世界浪潮下，能够按时穿上球鞋、上场、奔跑，这就是一个人在维系自我尊严时所能完成的、最坚韧的日常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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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佳木斯的清晨到班巴西的黄昏，杨扬发现自己这一生其实都在处理同一种逻辑。无论是面对退役运动员、奥委会中不同国家的工作人员，还是非洲荒原上的难民，她都在试图通过运动这个载体，把那些被现实击碎的、关于“自我”的零件重新组装起来。
如今，杨扬的身影偶尔会再次出现在上海的冰场上。这个身影从8岁那年滑起，滑过了盐湖城的巅峰，滑过了洛桑的繁忙，滑过了五十岁人生的复杂与况味。冰场的周长始终是111.12 米，像一个循环往复的隐喻。计时器发出“滴——”的一声，数字归零。她深吸一口气，攒足了全身的力量，又一次从那个熟悉的“零”出发。
在这个圆周里，没有终点，只有一次次被重新定义的开始。数字清零的那一刻，世界仿佛归于寂静，但她知道，真正的力量恰恰诞生在这里——不在掌声里，不在金牌上，力量不是轰鸣，不是击败谁，而在无人见证时，依然愿意继续出发，依然乐在其中，甚至对于这种不断刷新“零”突破的生命体验，有点上瘾。
摄影/ Xia
编辑、造型 / Peko
艺人统筹 / zeze
采访、撰文 / 苏荣坤
制片 Ray_Z（河童Production）
化妆 /陈程 发型 /Kim@UpperCut
摄影助理 / Lou 欣欣 设计 /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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